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
对苏东坡、王安石、陆游等宋代士大夫而言，如果他们的文章相当于今天的微博或公众号，那么诗歌就是他们的私人朋友圈——相比于文章，在诗歌中，他们呈现了心底更真实的自己。
6月30日，宋学大讲堂第14讲特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、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莫砺锋来杭州，他分享的主题是“宋诗是了解宋代士大夫精神面貌的最佳窗口”。
【溯源“诗言志”的传统】
莫砺锋教授从中国“以人为本”的文化传统谈起。比如对火的认识，早期西方认为是普罗米修斯从神界盗来，是神的恩赐；而中国传说中，火是燧人氏在生活实践中发明的。这种东西文明差异，在早期诗歌中也一样。《荷马史诗》充满神话色彩，而《诗经》则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。
展开剩余92%莫砺锋教授
谈中国的古典诗歌，出发点可追溯到《尚书》中提到的“诗言志”，也就是后来屈原说的“发愤以抒情”，这关乎中国古典诗歌的性质问题。因此，从诗人群体的构成看，自《诗经》起，诗主要是古代贵族、士大夫、读书人创作。
从先秦时期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、宋代，同样是“诗言志”，宋代诗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呢？
【科举制与宋代诗人群体的特殊性】
具体到宋代诗人群体的特殊性，莫砺锋教授首先谈到宋代社会的一大特征——科举制。这一伟大创举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制度，通过公平考试为国家选拔人才，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渠道。
杭州孔庙，原为南宋临安府学所在地。资料图
科举制创建于隋代，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比较唐宋两代，唐代诗人中，进士出身的占比比较少，像我们熟悉的李白、杜甫都不是进士。《唐摭言》记载，大诗人杜牧考进士时名气已很大，有人向主考官推荐他为状元，主考官回答，前四名已经内定了，最后杜牧只能排在第五。
唐末与李商隐、温庭筠齐名的罗隐，一直考不中进士，在诗文中大发牢骚。据《唐语林》，他说过“我脚夹笔，可以敌得数辈”这样的话，用脚写都比他们写得好。而宋代科举更加公平，很少出现这种有才华却考不上的情况。
莫砺锋列举了两个“龙虎榜”案例：唐代贞元八年科举，录取了韩愈等23名进士；北宋嘉祐二年，进士有388人，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人——苏轼、苏辙、曾巩，还有宋代理学四大派的领袖中的两位——程颢、张载。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——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——今天广泛流传。
明 仇英《观榜图》（局部）资料图
由此可见，宋代科举一方面扩大了录取名额，选拔出大量人才，另一方面制度设计严密，糊名、誊录等防止作弊的制度，至今仍被高考沿用。
在今天看来，宋代著名的古文家、诗人，大多是进士出身。莫砺锋表示，科举制对改变诗人队伍、精神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对于宋代这些士大夫而言，他们的身份凭借自身才学获得，并非皇帝的恩赐，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主人翁意识特别强烈。比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的千古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，就是表达自己的政见，抒发对国家、社会的见解。
岳阳楼。图源：湖南日报
第一个例子就是范仲淹。庆历新政失败后，范仲淹被贬到饶州。朋友梅尧臣写信劝他做报喜鸟，别像乌鸦一样报凶讯，从此拴紧舌头，不要多事。范仲淹却在回信中说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
在《答梅圣俞灵乌赋》一诗中，他写道：“危言迁谪向江湖，放意云山道岂孤。忠信平生心自许，吉凶何恤赋灵乌。”虽然自己因指出负面问题而获罪，但他坚守忠信，问心无愧，自然也不在乎吉凶祸福。
在莫砺锋看来，范仲淹开创了有宋一代的士大夫风气，对后来的欧阳修、苏轼等人影响深远。
欧阳修像。资料图
欧阳修曾说，“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”，认为文以载道。所以他在《镇阳读书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开口揽时事,论议争煌煌。”认为诗不光是写风花雪月、个人生活，更要书写国家大事，写重大题材，反映社会问题，表达对国家大事的个人见解。
【从王安石的诗，看外儒内法】
王安石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。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，千年来众说纷纭。如何认识王安石的思想？
在早期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等文章中，他表达了自己的政见，比如“以孟子之说，观方今之失”，表示以儒家为宗。但这并非他全部的真实想法。
王安石施政方针的理论依据，表面是儒家，深层实则还有法家。王安石写过一首《商鞅》，“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”，表达了对商鞅的认可。
王安石像。资料图
在北宋政治话语中，对商鞅的评价多为负面，比如张耒认为商鞅虽短期使秦兵强马壮，但长期看，变法导致民心日益疏远，君主孤立无援。苏轼认为商鞅使社会追逐军功爵禄，导致秦人只见刑罚不见德行，只知利益不知道义，严刑峻法代替了周公、孔子的平易近民与忠恕之道。司马光认为商鞅变法把“徙木立信”降格为权谋之术，没有在社会上树立起真正的道德认同。
宋神宗即位前，曾经手抄过一本《韩非子》，让手下人员校对。手下人劝谏：“韩非险薄，无足观。”宋神宗说，我抄来只是丰富藏书，并非爱好他的学说。这其实是托词，宋神宗也是欣赏法家的。这也是他和王安石两人君臣相得的原因之一。
宋神宗都需要找托词，可见在宋代，王安石在文章，尤其是奏折这种对外公开文本中，自然是要以儒家为“表”。但这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。在诗中，我们能看到真实的王安石，他心底是赞美商鞅的。
【从苏东坡的诗，看人生旷达】
作为王安石的对手兼朋友，苏东坡也是如此。
变法派当权后，旧党纷纷遭排挤，苏轼仍屡次批评和讽谏，俨然成为旧党的“发言人”。在此背景下，发生了“乌台诗案”，44岁的苏轼被逮捕、审讯、问罪。
莫砺锋说，苏轼22岁考上进士，少年成名，春风得意。文坛领袖欧阳修甚至公开表示：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把苏轼当作文坛的接班人。苏轼青年时代可谓一帆风顺。
而人到中年，苏轼遭遇“乌台诗案”，险些遭杀身之祸。最后因旧党元老以及王安石求情，关押三个月后被从轻发落，贬到黄州安置。此时他心态如何？
莫砺锋首先展示了《到黄州谢表》，苏轼诚惶诚恐，表示认罪改造：“惟当蔬食没齿，杜门思衍。深悟积年之非，永为多士之戒。”给副宰相、同年旧友章惇的信中，也表示自己反思，称自己当时像精神病人跳河一样。
但这是他真实想法吗？请看苏轼的《出狱次前韵》：“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厌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”他虽深知祸从文字出，但仍不屑与朝中上蹿下跳的“少年鸡”为伍。到黄州之后，他沉浸在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的生活中，全无惶恐服罪的心态。
苏轼《新岁展庆帖卷》，写于黄州。图源：故宫博物院
十几年后，哲宗亲政，苏轼再度被贬，这次到了更远的惠州。到惠州后，他照例写了《到惠州谢表》，表示自己“洗心自新，没齿无怨。但以瘴疠之地，魑魅为邻。衰疾交攻，无复首丘之望。”
转过头来，苏轼在《食荔枝》中又说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《纵笔》中，他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，日日享受美食、安心酣睡，丝毫看不出闭门思过的精神压力。这些诗传到京城，当权者一纸诏书，把苏轼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。
到达海南，苏轼又作《到昌化军谢表》：“孤老无托，瘴疠交攻。子孙恸哭于江边，已为死别。魑魅逢迎于海外，宁许生还。”而《吾谪海南，子由雷州》《六月十二日夜渡海》等诗中，他却展露出自己的旷达，在明月与碧海之间，感受自然的奇绝之美。
苏东坡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，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旷达的精神。莫砺锋说，了解苏东坡一生的心态，诗歌是最佳途径。他的忠贞不屈、潇洒旷达，以及面对风雨时的人生态度，都蕴含其中，这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【从陆游的诗，看千秋悼亡】
南宋诗歌中，陆游是绕不过去的一位大诗人。
莫砺锋《陆游十讲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5年
《金错刀行》中，他“提刀独立”，说“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”，展现了这位诗人的爱国心；《露坐》中“齐民一饱勤如许，坐食官仓每惕然”，体现了他关心民间疾苦的仁慈心。而《沈园二首》则讲述了他心中忘却不了的爱情。
莫砺锋表示，宋代文人表达爱情，往往写在宋词中。比如欧阳修诗文中正襟危坐，词中也不乏男欢女爱。而陆游却以诗写爱情，写成了千古绝唱。
沈园墙上的两首《钗头凤》。图源：沈园景区
陆游与唐琬是少年夫妻，十分恩爱，因唐琬不孕，为陆母所不喜，两人被迫离婚。陆游另取王氏，唐琬也改嫁他人。十年后，陆游沈园春游时遇到唐琬夫妇，伤感之下在墙壁上写下了著名的《钗头凤》，唐琬也回了一首《钗头凤》。
唐琬在此后不久就忧郁而死。在唐琬去世40年后，75岁的陆游重游沈园，写下了悼亡诗《沈园二首》：“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”40年后，连柳树都老到不再飘絮了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呢？
越剧《陆游与唐琬》剧照。茅威涛饰演陆游。资料图
莫砺锋提到，陆游在妻子王氏死后，仅写了一首《自伤》悼亡。而为前妻唐琬写的悼亡诗，仅涉及沈园的就20多首，前后跨度长达20年。一个深情的丈夫，真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晚清大学者陈衍说：“就百年论，谁愿意有此事？就千秋论，不可无此诗。”这样真挚感人的爱情诗篇，是陆游的不幸，又是文学史的大幸。
【从杨万里的诗，看气节真相】
南宋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，常常在政治气节方面拿来与陆游对比。为什么呢？
韩侂胄拜相时，主张北伐。从秦桧开始，南宋宰相多是主和派，韩侂胄上台后，先为岳飞平反、追封岳飞为鄂王，又夺了秦桧的爵位、谥号改为“缪丑”，同时积极主张北伐。
开禧北伐战场图。资料图
因为准备不足，开禧北伐草草失败，韩侂胄也在政变中被杀。南宋朝廷在金人的压力下，砍下了韩侂胄的人头送给金人赔罪。战争失败，加上韩侂胄曾打击朱熹，在当时和后世的评价中，韩侂胄常常被否定，被视作奸相。
韩侂胄刚上台时，陆游曾附和他，还为他的南园写过《南园记》，因此遭到清流的讥讽和不齿。
而在《宋史》等记载中，杨万里当时曾坚决反对韩侂胄北伐，说过“官可弃，《记》不可作也……吾头颅如许，报国无计，惟有孤愤”这样的话，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韩侂胄气死的，因此对他的气节予以肯定。
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清代学者认为：“以诗品论，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；以人品论，则万里倜乎远矣！”陆游作诗胜过杨万里，但人品差远了。
杨万里的诗。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
莫砺锋认为，韩侂胄上台时，当时陆游、辛弃疾都赞成他的北伐方针，他们在主和派当权多年后，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北伐机会。陆游阿谀权贵的罪名不能成立，他在《南园记》中只是勉励韩侂胄继承祖先韩琦之遗烈，他支持的是自己“王师北定中原”的北伐事业。更关键的是，杨万里坚决反对北伐，也未必属实。
读杨万里的诗能发现，韩侂胄上台那几年，杨万里的心态都是“只有人生安乐好”，“又得欢欣片子时”，“宫衣忽忆拜天恩”，人生最后一年“偶然一读香山集，不但无愁病亦无”……从给岳飞平反到杨万里去世，这几年的诗歌都是岁月静好，没有“孤愤”的迹象。学者于北山先生在《杨万里年谱》中就提出过质疑：”诚斋（杨万里）晚年诗作，多见饮酒赏花，怡情适性，孤芳自赏，引退炫高，及于朝政时事者绝少。”
南宋诗人杨万里
“孤愤”、痛不欲生的说法来自《宋史》，这其实是杨万里的儿子在杨万里去世两年后，在写给朝廷的《请谥状》中说的。当时韩侂胄已经被杀，身败名裂，他这样描述父亲杨万里晚年的表现。这是唯一的史料出处，没有其他佐证材料，真实性是可以打个问号的。
同样，受《宋史》影响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后人对陆游、杨万里的看法，也未必可靠。
【读读唐诗和宋诗】
莫砺锋总结道，要了解宋代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心态，诗歌是一扇最佳的窗口，与文章相比，诗完全是剖析自我的真心话。
最后，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关于读唐诗还是宋诗，莫砺锋认为，唐诗有唐诗的好，宋诗也有宋诗的妙，譬如春兰与秋菊，各有千秋。
宋诗与唐诗关系紧密，唐诗成就斐然，宋诗同样出色。有人认为唐诗之后没有好诗，如鲁迅先生曾说“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”，这有其时代背景，放到今天，莫砺锋不能认同。
唐诗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，莫砺锋也鼓励读者多读唐诗。面对唐诗的成就，宋代诗人另辟蹊径，由此也创造出宋诗的高峰，这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对于唐诗和宋诗的比较，莫砺锋赞同钱钟书的观点，即唐诗与宋诗，不仅仅是两个朝代的分别，而是两种风格的差异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也就分两种诗：一种以丰神情韵为特色，一种以筋骨思理为特色。后代诗人中，王士禛、黄仲则学唐诗，查慎行、陈三立学宋诗。
我们今天读宋诗，可以从中精准洞察士大夫阶层群体的心态，这是理解古人的绝佳途径。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大诗人，再比如南宋末年的文天祥，从《正气歌》到《过零丁洋》，一个民族英雄全部心态披露无遗。
龚延明教授主持
“宋学大讲堂”由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主持，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、浙江古籍出版社承办。从2021年起，已先后邀请邓小南、陈来、朱刚、赵冬梅、陶然、舒大刚、曹家齐、包弼德、胡可先、包伟民、陈野、冯国栋、刘东等等著名学者主讲，成为弘扬、宣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文化“金名片”。
龚延明教授表示，莫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研究宋诗如何体现“诗言志”的路径，他从浩瀚的宋诗中选取著名诗人的诗作，为我们揭示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，展现了宋代士大夫的胸怀与情怀。今天的这场报告十分精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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